Appearance
第六部·深处(2012—今)
深处
一·诊断书
深圳,某个早晨。江迟推着小尘走在上学路上,轮椅的右轮发出一声轻响,他低头看了看,没有问题。他继续推着走。他学会了不把每一声轻响当作坏消息。但这个"学会",是花了很长时间才学到的。
小尘两岁的时候,我们带他去第一家医院。
医生检查了一会儿,说发育稍慢,建议再观察一段时间。我们出来,在医院门口,我和小云各自没有说话,各自把那句"再观察一段时间"放在心里,各自假装那句话没有让人不安。
三岁,还是不会走路,不会说完整的句子。
我们带他去了第二家医院,第三家,第四家。每一家医院都有不同的说法:脑瘫、发育迟缓、基因异常、神经损伤——名词换来换去,但所有的名词下面,都有一个共同的意思:这个孩子,跟你们想象的不一样。
基因检测的报告放在一个信封里,我从信封里抽出来,在诊室的椅子上看了很久。
医生在我们对面坐着,说了很多,说得很详细,说了治疗方向,说了预期,说了这是母亲基因携带的,男孩受影响的概率更高,说了很多我努力听进去但只听进去一半的话。
我努力听,努力把那些字对应成理解,但有一半它们还是只是声音,进来了,又飘走了。
小云坐在我旁边,全程没有说话。
我们出来,走在医院的走廊里,走了很长一段,才有人先说话,是我,我说先去吃点东西。
就这样。先去吃点东西,先把今天过完,先走到今天的最后,然后再想明天。
那时候不知道,那个"先把今天过完"的方法,是接下来很多年我唯一能用的方法。
二·父亲的幻觉
深圳,某个夜晚,江迟睡不着,他起来喝水,在厨房站了一会儿。他想起了父亲晚年的那些夜晚,父亲睡得比他更差,甚至不睡,一个人在黑暗里,看见别人看不见的东西。
父亲的病是帕金森。
确诊的时候大概是2012年前后,那时候他已经退休了,刚刚自费交完了十五年的社保,六十整,正好可以开始领钱了,结果病就来了。
这件事他一定想过,但他没有说。
帕金森在早期的时候,表现是手抖、走路慢、面部表情变少。父亲那个人本来话就不多,面部表情不丰富,帕金森把他变得更沉默、更少动,有时候看着他坐在那里,背挺不直,手放在腿上,眼睛往前看着什么,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
后来病加重,睡眠开始出问题。
他开始日夜颠倒,白天睡,夜里醒着,醒着的时候会说一些话,或者叫人,或者说有人追他,或者说桌子底下有火盆——他看见的那些东西,不在这个房间里,但他确实看见了,那些幻觉对他来说是真实的。
有一次我接到母亲的电话,说父亲一整夜都在喊有人追他,怎么劝都不听,她已经两天没睡了。
我那时候在深圳,不能立刻赶回去,只能在电话里跟母亲说,让他躺下,声音放轻,告诉他没有人,告诉他那是梦,不是真的。
母亲说,他不信,他说他看见了,就在那里。
我在电话里沉默了很久。
帕金森的幻觉,是病,是神经递质出了问题,是某条脑回路在黑暗里走岔了路——这些我后来查过,知道原理,但知道原理没有用,父亲还是在那个房间里看见那些只有他能看见的东西。
父亲的晚年,比我想象的要艰难。他活了六十年,经历过大火、洪水、饥荒、一无所有,那些他都撑过来了;但最后这几年,他与那些他自己制造出来的幻象战斗,那种孤独,是没有人能替他分担的。
三·母亲学会了计算器
深圳,某天母亲来家里住,晚饭之后她坐在客厅里,对着手机琢磨着什么。江迟凑过去看,她在算账,用计算器,一个数字一个数字地按,按完看一眼,再按。他没有打扰她,回了自己的房间。
父亲病重之后,母亲来了深圳。
她说来帮忙,帮我照顾孩子,帮小云做饭,让我专心上班。
她来了深圳之后,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帮我,是找工作。
她那时候快六十了,没有上过学,不识字,但她找到了工作——在附近一家餐厅里洗碗,后来又换到一个KTV里做保洁。
我拦过她,说你不用去做,家里养得起你,你帮我照顾孩子就够了。
她说,我闲不住,闲下来人会废的,我要动。
后来那家KTV老板知道她是我妈妈,叫她来做小账,管一些收支,她说她不会算,不识字。老板说,我教你,你学会了就行。
老板教了她用计算器。
她学会了。不识字的人用计算器,发展出了一套自己的办法——数字她认识,加减乘除的按键她认识,其他的复杂运算她不用,她只用这几个,把每一笔账记得清清楚楚。
工资条发下来,她看不懂,但她知道那个数字的位置,对应的是钱。
她第一次拿到工资,拿来给我看,说:这个月我挣了多少多少钱。她说这话的时候,脸上有一种不经意的骄傲,像一个在大城市里立住了脚的人。
我说,妈,你辛苦了。
她说,有什么辛苦的,挣了钱才是真的。
母亲这辈子,什么样的苦都吃过,但每一种苦她都用"能过"来回答。深圳的苦,也是这样——不认字的人在一个陌生的地方找到工作,学会了计算器,把自己养活了,还帮着家里分担,这就是她的方式。
四·江早的红面包车
深圳,某个下午,小尘拿出手机,打了一个视频通话,屏幕里是大伯,也就是江早。小尘说:大伯,你今天卖肉卖了多少?江早在屏幕里哈哈大笑。江迟站在边上,想起了早些年,江早刚拉起那辆红面包车的时候。
江早,我的哥哥,辍学,十七岁南下,做过很多事,最后在老家拉起了一个猪肉档。
那辆面包车是红色的,改装过,后排座位拆掉,放猪肉和秤。他每天早上四五点去屠宰场拿货,天亮就到市场,一直卖到下午。生意好的时候,一天能挣的钱比他以前一个月工资还多。
他给我发过一张照片,他站在那辆红面包车边上,肩上搭着一条毛巾,手上还有血,笑着看镜头。那张照片看起来有点糙,但很真实——他在做一件认真的事,他知道这件事能挣钱,他就做了,没有什么别的道理。
我看着那张照片,想起了他小时候的样子,文艺青年,写过诗,唱过歌,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一个每天处理猪肉的男人,声音也变大了,说话的口吻也变了,以前温柔,现在有时候火气上来,不那么温柔了。
但他养活了自己,养活了家,后来把母亲接来一起生活,帮她找到了地方,这是他做到的事。
我们兄弟两个,一个在深圳做IT,一个在老家卖猪肉,说出来像个笑话,但这就是我们各自走出来的路,都是认真的路,谁也说不上谁更好。
五·那张字条
深圳,某个夜晚,江迟在书房里,听见隔壁有动静。他坐在那里,没有过去。他在想那张字条,他在想,一个家,从什么时候开始裂的,永远说不清楚一个确切的时间。
那张字条,是小丽留下的。
小丽是哥哥的妻子,他们那段婚姻一直有问题,一直压着,压了好多年。
江雪发现的,那时候她在上小学,在家里找一本书,翻抽屉,翻到了一张纸,上面是账目——哪天转出去多少钱,转到哪里,密密麻麻,写得很仔细。江雪拿出来给江早看,江早看了半天,才明白过来,那些钱是小丽趁他不注意,分批转移出去的,数目不小。
这件事之后,那个家就开始公开地撕裂了。
以前的裂缝是藏着的——争吵,冷战,各自在家里走动但互相不说话,那些裂缝用习惯遮住了,用孩子遮住了,用还要过日子遮住了。
字条出来之后,就没有什么可以遮了。
我在深圳,那些消息通过电话和微信传来,每隔一段时间,妈妈打来一个电话,说那边又怎么了,江早和小丽又吵了,或者小丽不见了,或者两个人去法院闹了一圈。
我听着,有时候说几句,有时候只是"嗯,我知道了",说不了什么,做不了什么。
他的日子,他的家,他的裂缝,我在另一个城市,隔着一千公里,能做的很有限。
六·饭店结账
深圳,某次和同事吃饭,席间气氛突然有点僵,江迟站起来,说我来结账,化解了场面。他后来想,他在公共场合总是优先维持和气,是因为他真的信奉这个,还是因为他见过不维持和气是什么样子。
那是一次家庭聚餐,哥哥一家和我们一家,在外面的饭店吃饭。
我不记得具体因为什么开始的了,是钱,是一句话说得不对,还是一件早就憋着的事终于找到了出口。总之,在饭桌上,哥哥和小丽突然吵起来,声音越来越大,旁边的桌子都扭头来看。
我叫了声嫂子,叫了声哥,他们两个都没有停下来。
孩子们都在,江雪坐在那里,手放在腿上,眼睛往别处看,她大概已经习惯了看这种场面,但习惯不代表不受伤,习惯只是学会了把脸转开。
母亲坐在角落,什么都没说,也没有动,低着头。
那顿饭就这样散了,账是我结的,大家各自回家。
小丽那天回了娘家,然后僵持了两周,最后还是回来了,但从那之后,那个家是真的没法再假装好的了。
我那天开车回去的路上,一句话没说,小云坐在副驾驶,也没有说话,车里很安静。
那种安静让人觉得这个世界有一种脆弱,就那么绷着,随时都可能断。
七·安全气囊没炸开
深圳,某天深夜,江迟的手机响了,是母亲的电话。母亲说:你哥出事了。他没有来得及坐下,就站在客厅里听完了那个电话。
江早的那辆红面包车,被大货车从侧面撞了。
撞得很重,车身整个凹进去了一大块,那张照片是事后拍的,发过来的时候我看了一眼,就把手机屏幕朝下放在桌上,喘了一口气,然后拿起来继续看。
安全气囊没有弹出来。
江早靠着驾驶座保住了,但伤不轻——多处骨折,头部也有撞击,进了医院的ICU。
我买了最早的机票飞回去。
那几天,我们轮流在医院守着。走廊里有其他家庭的人,坐在椅子上等,或者进进出出,每个人脸上都有一种医院特有的表情——疲惫、焦虑、试图镇定。我在那条走廊上走了很多次,来回,看见窗外天黑了,又看见窗外天亮了,时间在医院里是另外一种流动方式,又快又慢。
江早在ICU里待了几天,才转到普通病房。
他醒来第一眼看见我,说了一句:没事,我没事。
他脸上有淤青,手臂上缠着绷带,声音有点哑。
我说:我知道,我知道你没事。
然后我们两个都没有再说话,他眼睛闭上,我坐在边上,看着他睡。
那个面包车后来修了一阵,发现太重,修不好了,他换了一辆新的,还是红色的,还是继续开着去市场卖肉。
八·我要妈妈
深圳,某天晚上,小荷在自己房间里,江迟轻轻敲了敲门,没有回应。他站了一会儿,转身走开了。他想起了江雪那次——那个小女孩,站在妈妈面前,说我要妈妈,然后被推回来了。
那件事,是江雪在老家的时候发生的。
江早和小丽那段婚姻最难的阶段,小丽离开了家,江雪一个人住在老家,和爷爷奶奶在一起,算是留守儿童。
小丽回来之后,江雪扑上去,说:我要妈妈。
小丽把她推开了。
不是凶,也不是打,只是那种被推开——手伸出去,把孩子的身体推回去,然后自己继续往前走,没有说话。
江雪站在原地。
是母亲——也就是奶奶——走过来,把江雪接住,说:来,奶奶抱你,奶奶要你。
这件事,是母亲后来告诉我的,她讲的时候语气很平,但那种平里有一种很重的东西,是那种目睹了什么之后沉淀下来的重量。
我没有亲眼看见,但那个场面在我脑子里出现过很多次——小女孩站在妈妈面前说我要妈妈,被推开,然后奶奶走过来,说我要你。
小荷和小尘的事,让我觉得我懂一点孩子在那种时刻的心情了。
被推开之后,有人说我要你,那个人就成了你最重要的人。
江雪后来和奶奶很亲,亲到几乎是那个老太太带大的,亲到现在她已经长大了,还是每隔几天打一个电话,问奶奶最近怎么样。
那个"我要你",能扛很久。
九·2017年中秋
深圳,某个中秋节。江迟和小尘坐在窗边,外面有人放烟花,小尘望着外面,眼睛亮。江迟看着他,想起了2017年那个中秋,父亲坐在病床上,说:你们来了。
2017年,中秋。
那是父亲最后一个中秋。
他那时候已经病了好几年,帕金森加上其他的并发症,身体一年不如一年。那年中秋,我和哥哥都回去了,带了东西,坐在父亲床边。
父亲看见我们进来,说了一句:你们来了。
那时候他说话已经很慢,每一个字都像从很深的地方提上来,用力,迟疑,但还是提上来了。
我说:爸,我们来了,中秋了。
他点了点头,眼睛里有一种东西,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那是什么,不是高兴,不是悲伤,是比这两个都更深的什么——是一个老人坐在病床上,看见自己的两个儿子回来,那种看法。
我们给他喂了一点东西,他能喝一点汤,吃不了固体的了。
哥哥给父亲擦身子。父亲让我们把他扶起来坐着,我们扶住他,他坐着,背挺了一下,然后又慢慢垮下来。
我想起了多年前那个下午,父亲坐在废墟里,哭着说,我们家现在一无所有了。
那时候他有力气哭,现在他坐在病床上,那个力气用完了。
我没有哭,我觉得那个时刻不应该哭,或者说,那种哭法不合适。我只是在那里,陪着他,让他知道我们在。
那是他道别的方式,也是我们陪他道别的方式。
那年冬天,父亲走了。
十·一千公里
深圳,某次长途出差,江迟坐在高铁上,看着窗外的田野。他没有睡着,只是看着,那些田,那些路,那些水塘。他想起了2017年冬天那次,开车送父亲回棉船,走了一千公里。
父亲的后事,是要回棉船的。
他在深圳去世,但他要回到他生长的那块土地。这是他的意思,也是我们的意思,没有人提出异议。
我开车,哥哥在副驾驶,后排有母亲,还有父亲。
从深圳到棉船,大约一千公里,跑了一天,跑到了傍晚。
那一路,车里很安静。
母亲偶尔说一两句,大部分时间她也是沉默的。哥哥开了一段,换我开,我们就这样换着,一段一段,中间停下来吃了一顿饭,说了几句话,关于安葬的安排,哪块地,哪个位置,谁来通知,这些。
那些话说完,又是安静。
路上经过了很多我认识的地方,也经过了很多我没去过的地方。经过江西地界的时候,天已经暗了,路两边的山是黑色的,偶尔有路灯,照亮一段,然后又黑。
我一直开着,没有困,也没有觉得不困,只是开着,像只要开着就能把这件事推着走下去。
棉船是在傍晚抵达的,渡船还在,码头的木头换过了,码头还是那个码头。
渡船把我们摆过去,我们到了岛上。
父亲,回来了。
他在这里出生,在这里长大,在这里盖了那栋有碎玻璃的楼,在这里当了电工,在这里扛过了一穷二白,也在这里出去的,最后又回来了。
那块土地接住了他。
十一·小云出走上海
深圳,某个早晨,江迟一个人在厨房做早饭。他一个人,小尘还没醒,小荷门还关着。他把锅里的粥搅了搅,没有别的声音。他那时候很安静,但不是平静。
小云出走是2019年的事,或者更早,我不记得确切的年份了。
她说深圳让她喘不过气,说要换一个地方,说上海有机会,说她要去试试。
我那时候的压力已经堆得很高了:父亲走了,哥哥那边的事还没收尾,小尘的医疗花销越来越大,深圳的房贷每个月都在,公司在那段时间业绩也不好,领导安排的饭局和加班我一件都推不掉——那些东西叠在一起,把我的那根线绷得很紧。
小云走了,那根线更紧了。
她走的时候,小尘还在用轮椅,需要人接送上学,那个任务就完全落到我一个人身上。早上推着他去,下午去接他,中间去上班,晚上回来。
小荷那段时间也正好是最难沟通的阶段,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饭叫她出来,她慢慢地出来,吃完又回去,说不了几句话。
我一个人在那个家里撑着,早上做饭,晚上洗碗,中间上班,中间推轮椅,中间和学校沟通小尘的情况,中间接小云发来的消息——她在上海,说还好,说工作还行,说她想把两边做平衡一下。
我把那些消息看了,回了"好"或者"知道了",然后放下手机继续做手头的事。
那段时间,我的温柔被压得越来越薄。有时候对孩子发火,发完了自己觉得不对,但控制不住;有时候忍无可忍,说出来不该说的话,然后后悔。
我变成了一个我自己不认识的人——一个火气上来会说粗话、有时候动作很猛的人。
那个人不是我,但那个人从我身上长出来了。
后来小云回来了,但那段时间的空白,还是在那里,你补不回去的,补回来的东西和原来就是不一样的。
十二·早上七点,上学路
深圳,早上七点。江迟推着小尘走在上学路上的坡道上。坡道不陡,但每次都要用力。小尘坐在轮椅里,头侧靠着扶手,眼睛望向别处。他们两个都没有说话。不是因为没有话说,是因为有些事情,在一起走过就够了,不需要说出来。
小尘每天早上,要打一个电话给奶奶。
这是他自己要的,不是我们规定的,他觉得应该这样,就这样了。
有时候他在轮椅上,一边被我推着走,一边手机贴着脸,和奶奶说话,说奶奶你今天卖肉了吗,说奶奶你要注意安全,说奶奶天气凉了多穿一件,说奶奶我今天在学校学了什么。
我推着他,听他说这些,有时候旁边经过的人会多看一眼——一个坐轮椅的孩子,认认真真打着电话,那个画面有一点不寻常。
我有一次问他:你为什么每天一定要打电话给奶奶?
他说:因为奶奶卖肉很辛苦,他要是不关心她,就没有人关心她了。他要让奶奶心里感到温暖。
我没有再说话,推着他继续走。
那是一个坐轮椅的孩子,说的话。
所有人都在照顾他,他没有停下来让所有人照顾,他在照顾所有人。
他的轮椅是电动的,他能自己开出去,买个面包,扔个垃圾,帮家里做一点他能做的事;他护着姐姐,姐姐被说的时候他说不公平,自己被说的时候姐姐什么都不做;他每天叫奶奶,叫大伯,叫爸爸妈妈,认真问每个人怎么样,好不好。
他不是我们照顾的孩子。
他是在照顾我们的那个人。
那条上学路,我走了很多年。
坡道就那么一段,不长,但每次推他上去都要用力。我弯着腰,手压着椅背,脚用力蹬地,推着他往上。
他有时候抬起头,往前看,往两边看,他看的那些东西,我在他后面,看不见。
但他总是一副看得很认真的样子,像是这条路上有什么值得仔细看的东西,像是每天经过的这个地方,对他来说仍然是新鲜的,仍然有他没有看够的东西。
我不知道他看见什么了。
我只是推着他,往前走。
我离职了,离职之后,有一天早晨推他出去,走到那个坡道,停了一下。那天没有上学,我们只是出来转转。坡道是同一条坡道,他还是坐在轮椅里,我还是在后面推着。但那天,我不是赶着送他上学,不是赶着去上班,不是赶着什么——我只是推着他,走。阳光从树缝里落下来,他的轮椅经过的时候,光和影交替着,他的头顶上亮了一下,又暗了一下,又亮。我想起了很多事。那座岛,那条渡船,那个看不见对岸的江,那个考了全校第一的午后,宁宁在百米跑道上冲过终点的那一秒,那只装满谷子的蛇皮袋,父亲坐在废墟里,外婆挑着那担米的背影。那些事都是真实的,都发生过的,都在。我在这里,推着他,也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