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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·沙洲(1982—1996) ​

棉船的孩子 ​


深圳,冬天。儿子的轮椅推到一半,前轮卡在一道缝里,江迟停下来,弯腰,把轮子抬过去。动作熟了,不需要想。他直起身,忽然闻到了什么——附近有人在烤红薯,炭火的气味混着烤焦了皮的甜香,从某个方向飘过来。他站了一秒钟。然后推着轮椅继续走。


一 ​

我最早的记忆,是一张大花床。

床很大,四个人睡在里面不觉得挤——爸爸妈妈,哥哥,还有我。床沿上雕着锯齿形的花纹,漆着彩色的油漆,花里有鸟,鸟里有花,颜色在我睡着的时候会变,醒来的时候又变回去。床上挂着蚊帐,夏天关上,冬天撩开,蚊帐的一角总是缺了一块,是什么时候弄破的,没有人记得。

睡觉的时候,哥哥和我在被窝里两头钻。他从这头,我从那头,把脚伸到对方脸上,互相踢,然后笑,然后被妈妈一人拍一下叫安静,然后继续笑。

那时候我不知道这叫幸福,也不知道幸福这个词。只知道那个被窝是暖的,那个家里有笑声,那个锯齿形的花纹,每次我数,都数不完。


二 ​

爷爷住在后面那间屋子里,一个人。

他的枕头是自己用木头做的,硬,但他睡着没问题。房间里堆着粮食,蛇皮袋子装着小麦,油菜,玉米,花生,黄豆,蚕豆,芝麻。墙角摆着他的工具:砖刀,墨斗,尖凿,一把锤头已经换过不知道多少次木柄的锤子。

他给我们做木头玩具。步枪,手枪,大刀,做好了用红漆描一圈,晾干,郑重其事地递过来。

我问他胸口那道疤是怎么来的。

他摸了摸,说,以前的事。

就这三个字,再问,他就换个话题,说你们看,院子里的橘子开花了。

后来我们不再问。有些事情,大人不说,孩子就学着不问。

但那道疤还在,我偶尔还是会看见。他夏天干活,把衬衫卷起来,弯腰搬砖,那道疤就在阳光里,白得发亮。


三 ​

每年夏天,江水会涨。

涨水了,村干部就来敲门,让家里出人去堤坝上值守。父亲是电工,又是村里有些名望的人,每年都要去。有时候我跟着去,站在堤坝边上,往下看。

那时候长江是浑黄的,宽得看不见对岸。水面上有漩涡,有时候有树枝漂过,有时候是一口锅,一双鞋,说不清从哪里来,往哪里去。风从水面上刮过来,热的,湿的,把衣服贴到背上。

父亲说,不要站太靠近。

我就退后一步。

堤坝上搭了草棚,值守的人轮流在里面歇脚。有人在棚子里下象棋,有人睡觉,打鼾的声音和远处的水声混在一起。有人在堤坝边支了鱼竿,也不知道能不能钓到,就那么等着。

长江里钓上来的鱼,味道和池塘里的不一样。骨头细,肉紧,一股清香,不腥,放点盐,放点辣椒,在铁锅里一煎,油烟窜起来,半条街都能闻到。

我吃过那种鱼。

后来再没吃到过。


四 ​

和我一起长大的孩子里,最记得的是四海。

他本名叫列如,后来改了名,叫四海,大概是取四海为家的意思,或者只是觉得那两个字好听。他大我半岁,住在不远的地方,我们从小一起上学,一起放学,一起在田埂上抓石子,在树上摘果子,下象棋,玩游戏机——凡是小孩子能干的事,大部分有他。

他家里很可怜。父亲得了精神病,疯了,什么也干不了,有时候发作起来,一个人在院子里喊,喊什么,我们听不懂,只是远远地绕开走。他母亲生了病,后来去世了,留下他和两个姐姐——原来三个姐姐,大姐年轻时也病死了。

那样一个家,日子过得有多难,可想而知。

但四海这个孩子,从来不在我面前说苦。他下象棋下得很好,赢了会笑,输了也笑。有时候一块儿跑到别人家的院子里偷摘梨子,是半夜,月亮好,树影晃,他爬树爬得比我快,把梨子递下来,脸上满是得意。那种梨,脆,甜,比白天讨来的好吃十倍,虽然明明是一样的梨。

他是我那些年最好的朋友。

后来我去读了高中,他初中毕业就打工去了。再后来,我去了大学,他在外面辗转,入赘做了上门女婿,有个女儿,后来离了婚,现在在安徽一家工厂上班,单身。我们偶尔还在微信上说几句话,没什么特别的话说,只是说一声还好还好。

四十多年了,他家那个院子,还在我脑子里。精神病父亲坐在墙角晒太阳的样子,还在我脑子里。


五 ​

1983年的洪水,我一岁多,什么都不记得。

是母亲后来说给我听的。

那年暑假,洲头决堤,江水顺势奔下来,先是顺着岛内的夹江冲走,带着巨大的声响往东,然后慢慢漫开,淹过田地,淹过厕所,但大部分房子建在高处,水没有进客厅。

有足足十个小时,母亲说。不是一下子就完了,是慢慢涨的。

那十个小时,岛上的人把能搬的都搬了。牲口赶进屋,蔬菜摘回来,柴火移到高处,存粮用绳子悬到房梁上。

然后就是等。

整整一个月,困在岛上,没有新鲜蔬菜,没有干净的水。厕所被冲毁了,人的排泄物直接流入江中,天气最热,气味难言,苍蝇嗡嗡,没有地方可去。

母亲说,那时候我想,要是有条澡盆就好了,划出去,把水里泡着的那棵树上的叶子摘几片回来,随便炒一炒,也能吃。

我每次听到这里,都要沉默一会儿。

一个人,困在一座岛上,连树叶都想吃,那是什么感觉。

我说不出来,我也没有经历过,我只是听说了,但那个听说,在我身体里留下了什么,说不清楚。


六 ​

1990年,新楼落成。

我差不多8岁,记事了。

我记得盖房子的那段时间,家里每天来很多人,干活的,帮忙的,都要吃饭,桌子不够用,就在院子里摆。做的菜比平时好,有肉,有鱼,有爷爷不知道从哪里弄来的一条腊肉,切成薄片,和辣椒一起炒,香得我直咽口水。那段日子能经常吃上肉,是我记忆里最馋的一段时间,也是最快乐的一段时间之一。

搬进去的那天,我和哥哥把整栋楼跑了个遍,上去,下来,再上去,楼梯踩得咚咚响,母亲在下面叫,说慢点,当心,我们根本听不进去。家里一下子多了好多房间,每个房间都像是新的宝藏,门推开,就是一片还没有被住过的空气,窗户上还有新刷的白灰痕迹,地面是硬的,不是土,踩上去的声音和以前不一样。

院子里有两棵橘子树。左边的那棵当年就结了果,秋天摘下来,皮还有点青,酸的,我吃了一个,酸得眼泪都出来了,但没舍得扔掉,又吃了第二个。右边的那棵好几年没结果,后来父亲把它挖掉,换种了栀子花。栀子花开的时候,满院子都是香的,那种香,不浓,不腻,从早到晚,混着炊烟,混着泥土的气味,就是那个家的气味。

那张大花床搬进了新楼,放到了二楼。

它显得有些局促,那个从前我们四个人挤在一起的床,在宽敞的新房间里,反而显出了它的大。母亲嫌它太占地方,嫌床底下藏灰,嫌床沿的锯齿形花纹太旧。后来就没有人睡了,只是放在那里,放了很多年。

我后来再没有睡过那张床。但有时候从门口经过,会看见它,就想起小时候被窝里两头钻的事,想起那个我还分不清幸福和不幸福的时候。


七 ​

母亲打了一个人,是一个不讲理的邻居。

那人跑到我家门口来跟父亲争什么,争电费,还是争什么地界,我忘了,只记得他一巴掌把父亲手里的碗扇飞了。父亲正在吃饭,那碗饭摔在地上,滚了好远,白米饭散了一地。

母亲从屋里冲出来,没有停,没有说话,直接走过去,一把把那人推下了门前的台阶。那台阶有一尺多高,那人往后退了五六米,连滚带爬,站起来,看了看母亲,转身走了。

我站在门口看着这一切,没说话,也没哭。

父亲捡起地上的碗,母亲转回来,说吃饭,没事。

就这样。

后来还有一次,我和小伙伴玩压水井,井把反弹,打在脸上,血流不止。母亲见了,什么都没说,拿菜油涂上去,然后背起我就跑,一里地,跑到诊所,缝了三针。

三针的疤,现在还在我右脸上,不太明显,但在。

我小时候很在意这道疤,觉得难看,自卑了好多年。后来慢慢忘了,有人问起,才想到,摸一摸,还在。


八 ​

1996年,中考,我考了全校第一名。

父亲带着我去坐渡船,过江,坐车,去县城,那是我印象中第一次长时间离开这座岛。

车窗外,田野,堤坝,江面,先是熟悉的,然后陌生了,然后又出现了新的,不认识的地方,不认识的街道,不认识的楼房。

父亲坐在我旁边,没有说太多话。他给我买了日用品,水桶,脸盆,毛巾牙刷,帮我把行李安顿好,留了五十块钱零花,然后走了。

渡船回去的时候,我站在宿舍的窗口,能看见学校大门外面的街道,看不见江,也看不见棉船。

那是我第一次知道,我来自一个没有从外面看见的地方。


那年我十四岁,身高还不到一米六,最喜欢的科目是数学,右脸有一道快看不见的疤,心里藏着一些说不清楚的东西,不知道是什么,后来才慢慢知道。再后来知道得越来越多,有些后悔知道那么多。但那是后来的事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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