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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·南下(2004—2012)
南下
一·绿皮火车
深圳,某个早晨。江迟推着小尘走在上学路上,路过地铁入口,看见有人拖着行李箱匆匆走下台阶。他想起了2004年那列绿皮火车,行李是一个帆布包,他站在车厢里,把包抱在怀里,站了一夜。
2004年夏天,我买了一张从南昌到广州的火车票,最便宜的那种,无座。
绿皮车。
那时候绿皮车还在,走得慢,停的站多,站一站停一站,停下来就是很久,然后又走,然后又停。最热的那种夏天,空调是不存在的,窗户开着,风从窗口来,把热带进来,把一点凉意也带走。走廊里站着人,厕所门口也站着人,过道里有放下来当凳子的行李,有带小孩的妇女,有年轻人抱着吉他走来走去。
我站在车厢连接处,背靠着车门,怀里抱着帆布包。
包里有换洗衣服,有从图书馆复印的几十张编程笔记,有一些不多的钱,和一本我那时候翻来翻去的《程序员求职宝典》。
我要去广州找工作。
当时的逻辑很简单:南方有机会,深圳、广州、东莞,那些地方正在大量需要各种人,IT,工厂,销售,不管什么,先去了再说。我学的是信息管理,在南昌找了几家公司投简历,没有太大回音,就决定去南方。
那一夜,站着过的。
车到广州是第二天早晨。我下车,出站,第一件事,找个地方把脸洗了,然后买了一块饼,一边吃一边看广州站外面的街道。
那是我第二次来广州,第一次是大四和同学一起来玩,这次是来找工作的,心情完全不一样。
第一次,眼睛看一切都是好奇;这一次,眼睛看一切都在估量,这里行不行,这条街有没有机会。
二·广州的一个月
深圳,某个加班的夜晚。江迟从公司走出来,街上不多的行人,和多年前刚到广州的自己一样,都是夜里赶路的人。只是现在他知道去哪里,那时候他不知道。
广州那一个月,主要的工作是在网吧里投简历。
每天上午,找一家网吧,打开浏览器,上各种招聘网站,把自己的简历投出去,然后等。下午如果有回音,就去面试;没有回音,就继续投。
网吧的钱是按小时算的,贵的地方一块五一小时,便宜的一块,我找的当然是一块的那种。坐的位置靠角落,这样能省点钱,旁边的人在打游戏,声音很大,我把这些声音当成背景,继续盯着屏幕。
住的地方是天河区附近一个城中村里租的床位,六个人一间的宿舍,一张床两块五一天。床铺都是上下铺,我睡上铺,下铺是一个从四川来的男人,做建筑的,早出晚归,我们说过的话加在一起不超过十句。
吃饭找最便宜的,三块钱一碗粉,或者买路边的包子,一块钱两个。
那一个月,投了很多简历,面试了一些,大部分结果是:我们需要有工作经验的。
我没有工作经验。
这个事实就像一堵墙,你站在墙边,往里看,什么都好,但你得先进去,进去就要有经验,有经验就要先进去——墙就是这样的,它不需要解释自己。
后来有一家医疗软件公司回了我,说可以来面试,面试通过了,问我愿不愿意先从销售支持做起,试用期三个月,一个月底薪一千二。我说好。
那时候我有点庆幸,也有点忐忑——庆幸是有着落了,忐忑是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做销售。
但先去了再说,先进去了再说。
三·番禺传销
深圳,某天江迟接到一个大学同学的电话,说投资了一个项目,问他要不要加入。江迟说,你先把那个项目发给我看看。收到消息,他看了看,把电话拨回去:我不参与,你也别参与,这是传销。他挂掉电话,想起了大一刚毕业那年在番禺的那件事。
广州那段时间,有个同学打电话来,说找到了一个项目,说来广州,让我去看看,语气很兴奋,说月入过万不是梦。
我当时正在为找工作焦虑,被他说得有点动摇,就去了一趟番禺。
番禺在广州边上,我坐了很长时间的车,才找到那个地址。那是一栋住宅楼,里面住了好多年轻人,都是从各地过来的,说话声音大,状态亢奋,见到我这个生人就热情上来,握手,问名字,问从哪里来,说欢迎欢迎来发财。
那个同学在里面,见到我,把我拉到一边,小声说,这里很厉害,跟着他们做,真的能挣钱。
我在那里待了半天,听了他们讲课——关于一种产品的分销模式,关于发展下线,关于倍增收益。讲课的人在黑板上画图,画了各种树状结构,说只要拉进来几个人,让他们再拉进来几个人,钱就会像树一样长起来。
我坐在那里,把那张树状图看了很久。
然后我把那个同学叫出来,跟他说:这是传销,我们要走。
他说:你怎么知道是传销?
我说:你想想,如果钱是这样挣的,人人都这样挣,谁来买产品,谁来被拉进来?整个结构的底部,钱从哪里来?底部的人亏的钱,就是上面的人挣的钱。我们两个,大概率是底部的。
他想了一会儿,说:可能吧。
我说:跟我走。
他犹豫了。我又说了一遍,跟我走,然后在他没下定决心之前,直接拉着他出了那栋楼,下楼,上街,打车,走。
后来我们坐在路边的一个小摊上,各要了一碗粉,他说:你早说啊。
我说:我不知道你进去了,进去了才说。
那碗粉吃完,我们就各自散了,他回了老家,我回了广州继续投简历。
年轻的时候很多事就是这样,糊里糊涂走进去,又糊里糊涂走出来,算是有惊无险。
四·深圳关内关外
现在的深圳,关内关外的界线早就模糊了。江迟送小尘去学校,这条路他走了好几年,闭着眼睛都能走。他偶尔想起刚来的时候,那时候这座城市对他来说,是一套他还没有读懂的规则。
真正到深圳,是从那家医疗软件公司调派过来的,那已经是2004年底的事。
深圳在那时候有一道有形的边界,叫"二线关",关内是福田、罗湖、南山,关外是宝安、龙岗。两边的物价不一样,租房不一样,连气氛都不一样——关内是西装革履的人和玻璃幕墙的楼,关外是推着小车卖东西的摊贩和密密麻麻的厂区。
我在关外住,因为便宜。
租了一间单间,六百块一个月,在龙华一个叫大浪的地方,楼道里有人抽烟,邻居早出晚归,周末整栋楼的人都在睡觉,安静得像一栋空楼。
上班要坐公交,四十分钟,高峰期一个多小时。公交车总是挤的,有时候挤到背包被人顶着,必须拿在胸前抱着,才能保证东西不丢。我那时候腿还健全,挤得住,就挤着,每天来回,把这段时间用来发呆。
那家医疗软件公司的工作不算顺心。我做的是销售支持,帮销售人员做演示,陪着去医院谈合同,把技术问题解释成客户能听懂的语言。我能做,但不喜欢——不是因为工作本身,是因为我不擅长在那种场合里,对着不认识的人保持持续的热情。
但钱要挣,这条路先走着。
深圳那时候还有很多我现在说不出名字的小公司,今天在,明天可能就不在了,跑路的,倒闭的,老板出事的,都有。我在这种环境里学会了一件事:在一份工作里,不只是看它给多少钱,还要看它倒不倒,能不能让你学到东西。
学到东西的那些年,那些时间是不亏的。
五·五千块攒够了
深圳,某个年底。江迟拿到年终奖,打开银行App看了看余额,放下了手机。他想起了刚来深圳那几年,攒够五千块是一件很大的事。
第一个在深圳完整工作的年头,我攒下了五千块。
五千块,放在那个年代不算大数字,但对我来说是一个刻度,是"有了一点根基"的感觉。我把那笔钱存进银行,没有动,像一个证明放在那里——我来了,留了下来,攒到了钱。
那段时间生活很简单:上班,下班,吃饭,睡觉,周末在宿舍附近的图书馆看书或者打篮球。
我不是一个擅长社交的人,但深圳这座城市很奇怪,它不需要你擅长社交,它需要你能干活,能撑得住压力,能跟上节奏。那几年,我见过很多很聪明的人,口才好,想法多,但一年后不见了;也见过很平凡的人,说话不多,一件事能做很长时间,几年后越来越稳。
我是后者的那种。
慢热,不善表达,但认真,能等。
那五千块就这么守着,等着,等一个下一步的方向。
方向,来了。
六·遇见小云
深圳,某天下午,江迟推着轮椅走过一条熟悉的街。那家医疗软件公司早就关门了,那栋楼现在是另一家公司。他在门口站了一下,想起了那个叫小云的护士出身的女孩,想起了相识的那年。
小云是在那家医疗软件公司认识的。
她那时候做医院端的对接工作,和我的部门有交叉。她比我早来一年,很熟悉那个圈子的规则,谁能说话算数,谁的需求要先满足,谁不好惹,她心里都有数。
她老家在甘肃,大专学的护理,后来做了销售,挣得不少,但花得也快。
我第一次和她说话,是因为她问我要一份技术文档,我给她发过去,她说谢谢,然后问我,你普通话标准,你哪里人?我说江西,她说哦,江西的人说话一般有腔调,你没有。我说高中在县城读的,普通话练过。
就这么开始聊。
她说话很轻松,在我面前不用费力搜词,不用担心话题的边界,什么都可以说,说什么她都接得住,还能往下扯出很多。那时候我刚到深圳,认识的人不多,这种聊得来的感觉很难得。
后来她成了我的知心姐姐,再后来,是另外的关系。
这中间有一段时间,我说不清楚那是一种什么关系。不是那种轰轰烈烈开口表白的爱情,是一种慢慢靠近,等到某天你发现两个人的距离已经不一样了。
我们都是独在异乡的人,都在深圳这个地方找落脚点。她身上有一点点莉莉的影子——聪明,自信,说话有力道。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靠近她的原因之一,但当时没有想过这个问题。
慢热的人,总是在结果出来之后才明白开始时的逻辑。
七·ThinkPad和白头发
深圳,某个下午,江迟正在处理一个手下说有问题的邮件。他看了看,跟手下说:这是钓鱼邮件,不要点,删掉。手下问他怎么看出来的,他说:我被骗过,所以我知道。
TODO:这段完全不对,是买了一个IBM的电脑,不是求职被骗;
那几年,我被骗了两次。
第一次是IBM。
不是真的IBM,是一个人自称是IBM猎头,说在招人,职位很好,薪资很高,只需要先交一笔"档案整理费"。那时候我刚在深圳立稳,看见这个机会,眼睛都绿了,把钱转了过去,转完了,那个号码再也没有接过。
钱不多,但心里那种被骗的感觉,让人难受了很久——不是因为钱,是因为你发现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,你以为你足够小心,结果还是中了。
第二次是什么我不想细讲,还是换工作相关的骗局,手法差不多,我被当成了第一次的那个我。
两次之后,我对很多事的反应变了。别人向我推介一个机会,我的第一反应不再是"这能不能做到",而是"这合不合理,哪里不对"。
这是骗局教会我的。不是道理,是皮肉之苦。
那时候我头上已经有了第一根白头发,摸到的时候还仔细找了找,只有一根,我把它拔掉了。后来白头发越来越多,就不拔了,拔不完的。
深圳这座城市,把每个人都催熟了,也把每个人都催白了。
八· HUAWEI
深圳,某次朋友聚餐,有人问江迟,你在哪里工作?他说,之前在华为,现在离了。那个朋友说,难怪看起来加班习惯了。
2006年,我入职了华为。
这件事在当时,我有多高兴,很难形容。华为那时候已经是一个足够大的名字——在IT圈子里,进华为意味着有了说得出口的平台,意味着工资不一样了,也意味着你的简历有了一块硬底色。
工号是一串数字,我记了很久。
那种感觉,像当年在彭泽二中考了全班第一的感觉,但比那个更具体——那次是分数,这次是真实的钱、真实的岗位、真实的可以攒下来的东西。
华为的工作是苦的。加班是常态,不是那种"大家说说加班"的加班,是真的从早到晚,项目截止前可以一周不回家,外派到客户那边可以在客户公司的沙发上睡觉。我那几年跑过不少城市,坐过很多深夜的出租车,在机场睡过,在高铁站等过,在不知道叫什么名字的二线城市的酒店里,对着天花板想过:我在这里干什么。
但也有回答:我在这里挣钱。
钱是真的在挣。每年的工资评级,只要做得好,就往上走,奖金也来,股票也来。我那几年第一次感到,原来努力是有回报的,原来一个人在一个地方持续地做,是会有积累的。
这个认知,在棉船是没有办法明白的。
也是在华为的那几年,我开始有了"能不能在深圳买房"的念头。
九·惠州西湖的荷叶
深圳,某个下午,小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,江迟站在门口,没有敲门。他想起了小荷刚出生那几年,在惠州的那个家,那个时候她是一张空白的脸,什么都还没有写上去。
惠州是因为深圳买不起。
那时候深圳的房价已经开始让人吃惊,算了算,我那时候的积蓄只够惠州的首付。惠州和深圳挨着,高速公路连着,距离不算远,于是2008年在惠州买了一套房,就在西湖边上,楼下能看见水,能看见荷叶。
那一年,小荷出生了。
她生在惠州,我给她取名的时候,就想到了那些荷叶——大的,圆的,雨落上去,水珠滚来滚去,不沾,落到边缘才垂下去。"荷"字里有一种这样的干净,我喜欢。
小荷很小的时候,我们两个的关系很好。她爱笑,笑起来眼睛弯弯的,叫爸爸的声音软乎乎的,像糯米做的。我下班回家,她从里面跑出来,扑到我腿上,那种重量,是那几年每天回家最好的感觉。
那段时间是我记得的最轻松的几年。
惠州的西湖,我们有时候带她去,她跑在前面,对什么都好奇,这个摸一下,那个拍一下,走得很慢,走一段就要抱。我把她架在肩上,她从上面往四周看,伸手去摘树枝,我跟她说摘不到,她说她摘得到,就使劲伸长手臂,结果还是摘不到,自己笑了起来。
后来很多事情变了,但那段时间是不会变的,它就在那里,挤在某个角落,真实地存在过。
十·香港奶粉与两个印度人
深圳,某次公司上线项目,下午两点来了一个紧急问题,全英文的邮件,说客户那边出了Bug,要立刻处理。江迟处理过两个小时,问题解决了,发英文邮件回去,那两个印度同事回复了一个OK。他们的OK里有一种傲慢,但也有一种承认。
TODO:印度人和项目没关系,印度人打劫了我
华为有些项目要跟外企对接,偶尔有外籍同事。
2010年前后,我们组来了两个印度的工程师,一高一矮,长得都很瘦,英语说得飞快,口音很重,我需要把耳朵调整一段时间才能跟上。他们对中国的工程师的普遍态度是:表面客气,暗地里的级别感很强。
我们有一次对接一个问题,意见不一,他们坚持他们的方案,不太愿意听我的解释。我把我的方案整理成文档,逐条说明,发给他们。
他们看了一天,回复说:Hmm, this approach makes more sense.(这个方案更合理。)
那一天我挺高兴的,不是因为赢了,是因为有时候你用逻辑说话,逻辑自己会说话。
那几年,小尘还没出生,香港奶粉的事是小荷那个年纪的事。
内地奶粉出了问题,大家都在抢香港奶粉,深圳离香港最近,很多人坐地铁去香港买,买完带回来。我也去过几次,带回来两罐,放在家里,看着那两个罐子,觉得为了给孩子买一罐奶粉要跑一趟香港,这件事放在别的地方说出来,大概没有人会相信。
但它就是那么发生的,在那年那时。
十一·庙里许愿动了胎气
深圳,某次路过一个寺庙,香火的气味从院子里飘出来。江迟站了一下,没有进去。他想起了小尘出生前,小云去庙里许愿,回来之后第二天就发动了。
TODO:错了,在惠州出生的时小荷,而且是2010年,小尘在深圳出生。
小尘,2012年5月8日出生。
小云怀着小尘的时候,临产前一周,她去附近一个庙里拜了一下,回来之后当天晚上就开始宫缩。我们连夜去了医院,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,小尘才出来。
他出来的时候,护士说这孩子眼睛睁得很大,不像刚出生的。
我凑过去看,确实,他的眼睛大,黑,睁着,像是早就醒着,只是一直在里面等着出来。
我当时想,这孩子大概是个好奇心重的人。
后来我没有办法说他是不是好奇心重的人,因为他来不及告诉我。
出生后的头一年,他发育比同龄孩子慢一点,我们以为只是个体差异,没有太在意。直到他开始该走路了,却站不稳;该说话了,却说不清楚——那时候我们才开始找医生。
那时候他的眼睛还是大的,黑的,睁着。
这一点一直没变。
十二·胎盘与猪肚
深圳,某次母亲做了汤,端上来,江迟喝了一口,问:这是什么汤?母亲说:猪肚汤,补身体的。他喝完了,母亲才说:里面加了点别的,你别问了。他放下碗,想起了小云那次。
小尘出生之后,母亲从老家来深圳,给小云坐月子。
母亲做什么都认真,尤其是在吃的方面——谁生完孩子,要吃什么,补什么,她心里有一本无形的书,从哪里学来的,说不清楚,大概就是那一代农村妇女们代代相传的那种知识,不写在纸上,存在手上,存在脑子里。
小尘出生后,医院护士问要不要处理胎盘。
母亲说:要,我来处理。
护士把胎盘交给她,她拿着回了家,我没有多问,以为是要扔掉或者做什么处理。
当天晚上,她炖了一锅汤,说是猪肚汤,端给小云喝。
小云喝完,说好喝,今天的猪肚汤特别香,比以前喝过的都鲜。
母亲说嗯,加了点别的。
小云问加了什么。
母亲停顿了一下,说:就是一些补的东西,反正你喝了就好。
后来是我从厨房的垃圾桶里看出来了,才知道那锅汤里,母亲把胎盘切碎了放进去一起炖的。
我悄悄告诉小云,小云的脸色变了变,然后她没有说话,沉默了一会儿,最后说:算了,喝都喝了,而且味道确实不错。
母亲是好意,她那一代人的观念里,这是最好的补品,是最实在的爱,只是不能说实话,说了实话对方就不喝了,不喝了就亏了。
这种善意有一点狡猾,但是那个狡猾里有很深的疼惜。
小云其实后来一直记着这件事,偶尔提起来,不是抱怨,是那种说到好笑的地方又不知道该不该笑的表情。
我每次看见那个表情,都在心里想,母亲那锅汤,大概是这段婚姻里最真实的一道菜了——善意、隐瞒、实用,三者都有,都不缺。
2012年,小尘出生,我三十岁,小荷两岁,我们一家人在深圳。那时候我不知道,接下来几年里,那个家会经历什么。那时候我只知道,孩子出来了,他的眼睛很大,他在看着这个世界。后来我慢慢明白,那个世界,对他来说,一直比对我们难一些,也一直比对我们看得更仔细一些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