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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部·渡船(1996—2000) ​

第一次离开 ​


一·渡船 ​

深圳,某个早晨。路过一个公交站,站台上贴着某所学校的招生广告,红色的字,黑色的底,印着一张学生低头看书的照片。江迟推着轮椅从旁边走过,没有停。但走出去很远了,他忽然想起来——1996年的夏天,那艘渡船的甲板上有一层铁锈,烫脚,他站在上面,握着船舷,往回看。


渡船每天来回几次,不定时,人多了就开,人少了就等。

那是1996年8月,我中考考了全校第一,考上了彭泽二中,要去县城读高中。父亲陪我去,带了一只帆布包,装着换洗的衣服,和母亲嘱咐了三遍的十块钱——"不够了就写信,不要舍不得花"。

渡船停在江边的木头码头上,木头已经朽了一半,踩上去会响。我跟着父亲挤上去,找一个靠边的位置站着。船上有妇人带着孩子,有挑担的,有骑自行车的——自行车也上船,车头朝里,摆得很紧。发动机的声音突然响起来,脚下的甲板开始震,水拍着船底,一下一下,很沉。

江水是浑黄的,宽得像一片天。

我回头看了看棉船。从船上看,那座岛就是一条细细的线,绿色的,夹在水和天之间,说不出有多远,也说不出有多近。

以前我没有从这个角度看过它。

父亲站在我旁边,没有说话。他把那五十块零花钱重新数了一遍,塞进我的口袋。

船靠岸,下了渡船,再换长途汽车。一个小时多,才到彭泽县城。父亲帮我把行李搬进宿舍,买了脸盆、水桶、毛巾,帮我把被褥铺好。然后他站在宿舍门口,看了看那个十二个人的上下铺大宿舍,说了一句:

"好好读书。"

就走了。

他走的时候我没有送。我站在宿舍里,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走廊的拐角,然后我坐到床沿上,什么都没想,只是坐着。

周围的床铺也在陆续来人,各自卸行李,互相打招呼。我没有说话。我第一次意识到,那个家,那条渡船,那条浑黄的江,从今天起,变成了一个我要特地坐车才能回去的地方。


二·第一夜 ​

深圳,某个夜晚。小尘睡着了,江迟坐在灯下。书桌抽屉里有一张老照片,他偶尔会拿出来看,但今天没有。他只是想起了高中第一夜,那个还不懂得什么是危险的自己。


宿舍楼没有锁,那个年代大多数地方都这样。

到学校的第一天傍晚,宿舍里的人还没来齐,只有我和另外两个也是第一天到的男生。大家互相问了问是哪里人,几岁,考了多少分,然后天就黑了。宿舍里没有人拿出零食,也没有电视,手里什么都没有,就有点不知道怎么办。

其中一个叫石头的男生说,他听说学校门口有个夜市,去逛逛?

我们三个就出去了。

县城和棉船不一样。棉船的夜晚安静,八九点钟家家户户都关门了;县城的夜晚是亮的,路灯,小摊,煤气炉上冒着热气的锅,大声播放的收音机,骑摩托车的人穿过人群飞驰而过。我跟在石头后面,看什么都新鲜,心里隐约有一种兴奋,又说不出来那种兴奋是什么。

我们在一个炒饭摊前站了一会儿,买了几根串,吃着往回走。

回去的那条路有一段没有路灯。我走在最后面,两个人在前面说话,我跟着。

然后背后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。

我还没来得及回头,一只手已经从我口袋里掏出去了。

我愣了两秒,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。转过身,只看见一个男生的背影——大概十七八岁,运动裤,跑得很快,一转弯不见了。

石头问我怎么了。

我说:"我口袋里的钱没了。"

两个人也愣住。

我站在那条没有路灯的街上,没有哭,只是站着。被抢走的是一张五块钱,那是我当天剩下的零钱。父亲留下的五十块放在贴身内兜里,还在。

但那种感觉很难描述。不是愤怒,不是委屈,是一种突然明白过来的东西——从那一刻起,我一个人在这个陌生的地方,没有父亲,没有哥哥,没有棉船,什么都要靠自己。

那一夜,我们三个人很早就躺下了,谁也没有再说话。


三·军训 ​

深圳某个周末。路边有人在搭帐篷,是野营爱好者,旁边摆着一堆整齐的装备。江迟推着轮椅经过,看了一眼,忽然记起了高中军训那个星期。炎热,枯燥,一成不变地站着——那是他第一次意识到,自己的身体是可以被命令的。


军训在开学后的第一周。

教官是县武装部来的,话不多,但嗓门大,声音打在操场的地砖上会回响。

八月份的彭泽,太阳是垂直落下来的,没有遮挡的地方,操场上只有几棵树,站到那棵树影子底下的人是幸运的,大多数人都晒着。

军训的主要内容是站军姿,正步走,向左转,向右转,稍息,立正。反复。

站军姿站到大腿开始抖的时候,旁边有人轻声说了句什么,我没听清,但我知道那是抱怨。教官没有回头,背手站着,说:"我听见有人说话。"

那个声音就消失了。

我不是特别吃苦的人,但我也不是最难熬的那个。我有一个习惯,实在撑不住的时候,就选一个地方看着,不乱想。我那一周看的是操场远端的那堵墙,墙上有一道裂纹,从上到下,弯弯的,像一条小河。我就盯着那条裂纹,时间过得慢,但过得过去。

军训最后一天,教官让每个班表演队列,然后他说了一段话,大意是吃得苦中苦,将来才能方为人上人。我那时不太相信这句话,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反驳,就把它当成大人说的套话,一只耳朵进,一只耳朵出。

军训结束,大家相互擦去脸上的黑灰,换上便服,顿时像另外一批人。有人说要去夜市吃东西庆祝,有人说要给家里写信。

我回宿舍写了一封信,告诉母亲军训结束了,一切都好,让她放心。

信写完,我折好塞进信封,在封口舔了一下——邮票和信封的胶水,有一种很淡的苦味,到现在还记得。


四·回家的路上 ​

深圳,某个星期天的下午。江迟推着小尘在小区里转圈,走了好几圈,两个人都没有说话。他想起了高中第一个寒假回家,坐在渡船上,那种接近岛屿时的心情。那时他不知道那是乡愁,他只知道,快到了,眼眶有点热。


第一个寒假,快到年底了。

学校放假,所有人都往家里赶。我背着包,坐长途汽车,再换渡船。这次是回去,渡船靠近棉船那边的码头时,我站在船头,看见那条熟悉的线越来越宽,越来越绿,越来越具体——先是能看见树,然后是田,然后是堤坝上走路的人。

我的心不知道怎么了,跳得有点快。

下船,走上堤坝,走熟悉的路回家,路两边的树还在,晒谷的场坪还在,邻居家的狗还在,对我叫了两声,然后认出我了,又不叫了,摇了摇尾巴。

母亲在灶台前,听见门响,转过来,看见是我,就说:回来了,饿了吗,锅里有饭。

父亲坐在院子里,正在修一样什么东西,抬头看了我一眼,点了点头,继续低头干活。

就这样。没有大声的欢迎,没有谁冲出来抱我,也没有人问我这几个月怎么样,吃没吃好,睡没睡好。

但我在灶台旁边坐下来,听着锅里的声音,闻着那个厨房的气味,有柴火烟,有酱油,有母亲衣服上的洗衣粉味道,忽然就觉得,这才是真的,前几个月那些都是别处,这里才是我的地方。

吃完饭,母亲问我在学校吃得怎样。

我说还行。

她说瘦了。

我说没有。

她说明显瘦了。

然后又没有别的话了,我们就各自去做各自的事,像这个家一直以来的样子——不需要太多语言,在一个屋檐下,就够了。


五·宁宁 ​

深圳,地铁上。对面有一个女孩站着,背着书包,头微微低着,看手机。有人叫了一声什么名字,那女孩没抬头,不是叫她的。江迟站在车厢另一边,一直没有动。


她叫宁宁,一班的。

一班和我们二班不一样,是从初中超常班升上来的,三年的课程读了两年,全是尖子生,进学校的时候本来就比普通班快一截。他们班的人有一种浑然不觉的从容,说话比我们大声,笑也比我们爽朗,你一眼看过去,就知道那是一班的人。

她是棉船人,来自金洲村,和我们江心村相邻,隔着一条小路。金洲村是彭泽本地人聚居的地方,和我们那些安徽移民家庭出身的孩子不一样——她会两种方言,一种是彭泽话,一种是桐城腔,来回切换,不费力,像一个人同时拿两把钥匙,随时可以开不同的门。

我第一次注意到她,是在开学后不久。

那天她和几个一班的女生走进我们班,不是来找人的,只是路过,站在走廊里聊什么,笑声很大。我坐在教室里,瞥了一眼,看见一个女孩站在走廊最外侧,个子不高,皮肤白,眼睛很大,刘海下面有一双还没学会掩饰的眼睛——那种眼睛,活的,盛着东西,往哪里看,哪里就有回应。

她说话很大声,笑起来也大声,手比划着,身体前倾,说到好笑的地方,直接拍了旁边人的肩膀。

我当时心里的判断是:太招摇,不够矜持。

这个判断后来让我花了很长时间才纠正过来。

当时的我不知道,有一种明亮和招摇是不同的,招摇是为了让别人看见,明亮是它本来就那样,没有办法不那样。我那时还没学会分辨。

后来,她开始频繁出现在我的视野里——在走廊,在食堂,在操场,在那家专门为棉船学生做饭的餐馆里。她好像总是在说话,好像总是在笑,好像从来不会一个人安静地坐着。而我是个沉默的人,我看见她,就像看见另外一个物种,既觉得陌生,又有一点说不清楚的东西悬在那里。

一班的小王,我的室友,也注意到了她。

小王是个聪明的人,反应快,会两种方言,招人喜欢。但他的聪明后来用在了错误的地方——台球,录像厅,偶尔的扑克,一步步,把他从班级前十送进了深渊。这些是后来的事,那时候的他,我们坐在同一间宿舍,说的还是足球和歌星。

我不知道,他后来追到了她。

也不知道,这件事在他的生命里,是另一道缝的开端。


六·她第一次叫出我的名字 ​

深圳,某个傍晚。路边一家大排档,老板用彭泽方言和客人说话,隔着噪音,隔着几张桌子,江迟突然听见了那个音调。他没有进去,只在路口站了一下。他想起了那家餐馆,那个周五的晚上,她第一次叫出他的名字。


学校门口有一家专门为棉船学生做饭的小餐馆,老板是棉船人,是父亲上高中时的同班同学,对我们这些孩子格外照顾,价格也比别家便宜。

棉船来的学生,大多数都在那里吃饭。

我每天去,有时是为了吃饭,有时是为了那台电视。学校晚自习不上的周五,吃完饭的人喜欢留在那里看电视,餐馆的桌子没有收走,大家端着茶,或者什么都不端,就坐着看,看完了才走。

那天是周五,我吃完留下来,和另外三个同班同学坐在靠里的一张桌子边。电视里在放什么,我不记得了,只记得声音不小,大家有说有笑。

她走进来的时候,我没有注意到。

直到一个声音从我背后的方向传来,用彭泽话喊:

"江迟!你是棉船的吧?过来打牌啊!"

我愣了一下,转过头。

是她。她正看着我,眼睛里有一种理所当然的笑,好像叫一个认识的人是很自然的事,好像她叫过我这个名字很多次了。

我没有动。

她又叫了一声:"来嘛,我们差一个人。"

我不知道她怎么知道我的名字的。我在班上不算太显眼,她在一班,我在二班,我们从没有说过话。她知道我叫什么,这件事让我一时间有点语塞。

最后我还是过去了。那一桌有她,有她的同班同学小霞,加上我,再加上我们班的另一个棉船同学小陆,正好四个人。

牌是普通的扑克,规则简单,输了的那组被赢家用牌背面拍脸一下。

第一局,我和小陆赢了。

小陆很兴奋,对小霞说:"来来来,把脸伸过来。"

小霞死活不肯,笑着躲。

轮到我了,我迟疑着,不知道该不该对着她的脸伸手——毕竟那是规则,规则就是规则,可那是她的脸。

她大概看出我在犹豫,侧过身来,把脸凑近了一点,扬起下巴,示意:打啊。

我还没动,她又往我这边挪了一点。

那是我第一次从这么近的距离看一个女孩的脸。长睫毛,大眼睛,嘴角两个浅浅的酒窝,皮肤白得像是会发光。我不知道该把眼神放在哪里。

我最终没有打。

她就这么站着,看着我,最后自己笑了一下,说:"你这个人,扭扭捏捏的,像个大姑娘。"

那副牌就没有继续玩下去了。后来大家各自回宿舍,她走的时候和小霞说着话,没有再看我。

但她叫我名字的那一声,我坐在那里想了很久,还是没想通她是怎么知道的。

后来,我也一直没有问她。


七·百米跑道 ​

深圳某天早晨。旁边的体育场广播声传来,有中学在开运动会,孩子们的加油声隔着围墙传过来。江迟推着轮椅在场外路上经过,那些声音追了他很久。


运动会是高二那年秋天。

全校的项目,各班推选人参加,我们班没有推选到我,我只是在看台上坐着,看别人跑。

她报了两个项目:女子100米,还有4×100米接力。

那时候我已经习惯用一种"碰巧"的眼神看她——碰巧抬起头,碰巧她从那个方向走来,碰巧那条视线对上了又移开。但运动会那天我没有这样,我就直接看着她,因为她要上跑道,我有正当的理由看着那个方向。

女子100米决赛,她站在起跑线上。她个子不高,在那排参赛的女生里甚至是最小一个。我不知道能期待什么,只是等着枪声。

枪声响了。

她跑起来之后,那条赛道上仿佛只有她一个人。不是因为别人慢,是因为她太快——两腿的频率像转动的轮子,步幅却比看起来大得多,上身几乎没有多余的晃动,就那么往前推,推过第一个人,第二个人,第三个人。冲过终点的时候,她甩开了第二名将近二十米。

看台上有人喊起来,我没有喊,只是从座位上坐直了一点。

颁奖典礼上,主持人宣布她打破了校运会100米的纪录,我才知道她跑了多快。那一刻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——不是因为她是我喜欢的人,是因为那个画面本身,那种把全部力气扔在跑道上然后冲破终点的样子,让我觉得我们不在同一个世界里生活,她在一个更快、更亮、更烫手的地方。

4×100米接力,她跑最后一棒。她接棒的时候,她们队落后另一队大约二十米,从侧面看已经几乎没有追上的可能了。

但她追上了。

就那么一段跑道,她把那二十米追回来,还第一个冲过了终点。

她跑完之后,绕着跑道又走了几步,才停下来,然后她的闺蜜冲过来,两个人抱在一起,她的肩膀在抖——不是哭,是笑,是那种把全部力气用尽了之后才会有的笑,像打完一仗。

我在看台上,心里默默说了一句:宁宁,好样的。

那一句,我以为没有人知道,其实连我自己后来都差点忘了,但它一直在那里,从来没有走远。


八·她不回头 ​

深圳,某个冬天的早晨。江迟推着轮椅走到坡道下面,停了一下,从口袋里掏出手机。没有要找的人,他只是站了一会儿,然后继续推着走。他在想,那张照片,还在抽屉的最里面。


高三的那个寒假之前,有一天,她突然说要来看看我和小陆租的那个房间。

那时候我们已经搬出宿舍,在学校附近的居民家里租了两间房,小陆和我一间。她说放假前想来看看,没有理由,就是想来。

她来的那天晚上,天很冷。

她带着她的好朋友小霞,我们四个人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聊天。窗外没有什么声音,冬天,虫都不叫了。她说话比平时少一些,但还是她,眼睛亮,说到好笑的地方就笑,说到认真的地方就认真。

不知道聊到什么时候,学校锁门了,她们回不去了。

她说,那就聊通宵。

于是我们就聊,聊到了半夜两点多。那时候又冷又困,她和小霞缩进被窝里,说:好暖和。我和小陆就在外面跺脚搓手。她窝在被子里,偷偷笑,说被子里好香,问我是不是晚上在被窝里偷吃东西。

后来她们睡着了,先是小霞,然后是她,很快,睡得很沉。

我和小陆在外面又撑了一会儿,小陆趴在桌上睡着了。我睡不着,太冷,坐在那里,就那么看着她们睡着的样子。

她睡着的时候脸是红的,两个鼻孔微微动着,嘴角还带着一丝,像是在梦里继续笑什么。我盯着那张脸看了很久,心里涌出一种很荒唐的冲动——只是想那么靠近一下,就一下。

然后那个冲动被我压下去了。

她从书包里带来了一张照片,说班上很多同学找她要,洗了好多张,就剩这最后一张了。她把照片摆出来给我们看,然后放回书包里。我和小陆都没有开口要。

不知道过了多久,我偷偷从她书包里把那张照片取出来。

看了又看,又放回去,又取出来,又看。后来听见小陆动了动,我赶紧把照片塞进了自己的衣服口袋。

天亮后,她们洗了脸,整理好东西,回学校去了。

她走的时候,我站在门口送。她朝我挥了一下手,然后转身,和小霞说着什么,走进那条窄街,走进冬天的早晨,走进了那个看不见的前方。

她没有回头。

那张照片,至今还在。距今大约已经二十七八年了,放在我们家某个抽屉的最里面,不在手边,但没有丢。

高三结束,她第一次参加高考没考好,回去复读。我那年也没考好,也回来复读。有时候还能在餐馆或者走廊看见她,还是那样,眼睛亮,走得快。我们偶尔点个头,或者她突然跑来踩我的脚后跟,躲进角落跳出来吓我,笑着跑走。

我就那么看着她。

后来她考上了华侨大学,去了。我考上了江西师大,去了。两个人的路,从那间小餐馆、那副扑克牌的时候开始走,走了几年,然后一个往南,一个往西,岔开了,再没有交叉。

那年我在笔记本上写过她的名字,大概一千遍有了。我想,她大概也在我本子上看见过——她翻过我的书,翻过我的笔记本,那些名字不可能看不见。

只是我们谁都没有说出来。

那是我们整整三年,最近的距离。


宁宁后来去了哪里,我不知道。高中结束之后,我们再没有见过面。但她在我心里有一个位置,它一直在,不大,不小,就那么搁着,像一件时间久了就再也找不到地方放的旧物,你不舍得扔,也不知道该摆去哪里。有时候我会想,如果当时我开了口,我们的故事会不会不一样。但那种"如果"本来就不会有答案。能开口的人早就开口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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