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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·郁闷的四年(2000—2004)
郁闷的四年
一·大学第一间宿舍
深圳,某个周末下午。江迟和小尘出门,路过一栋旧建筑,外墙爬着绿苔,窗框已经朽了一角,却还没有拆。他没有特别去看,只是走过去。后来他想,那栋楼长得有点像他大学第一间宿舍——也是旧的,也是很快要拆掉的,里面住过两个人。
2000年9月,我第一次去南昌。
怀里揣着四千多块钱,那是父亲给的学费和生活费,从银行取出来,一张张叠好,用橡皮筋扎着,贴身放在内兜里。坐了一天的车,到南昌火车站,出站,人多,行李多,有两个大学生模样的女孩举着一块牌子,写着江西师大的名字,在人群里看见我,主动过来接。
她们是大二的学姐,说话温柔,帮我提了一件行李,带我坐公交车去学校。
我第一次坐南昌的公交,不知道公交是双向的,跟着她们上了车,坐下,一路看窗外。南昌的街道比彭泽县城宽,楼比棉船的楼高,路边有修剪过的绿化带,有广告牌,有穿制服的保安站在某个单位门口——这些东西叠在一起,给了我一种错觉,觉得自己进入了一个以前只从书上见过的地方。
宿舍在哪里,我不知道,跟着走就好。
但宿舍让我失望了。
学姐把我领进一栋二层楼的房子,说这就是我的宿舍。那栋楼是砖木结构的,上面一层还盖着瓦,外墙漆已经泛黄,走廊地面踩上去有一种细微的颤动。走进我的宿舍——一间很窄的屋子,两张高低床,一张桌子,桌子两头各有一个抽屉,一台小小的拨号电话,一个摇头电扇。
全部家当,到这里了。
据说是全校最旧的宿舍,过两年就要拆掉重建,所以只分给我们这一届里分数最低、运气最差的一批人。
宿舍里已经有一个人。他来自赣州,方言很重,普通话也不太流利。他在自己的床铺周围拉了一层蚊帐,又用床单把蚊帐遮了一层,像是在床的位置搭了一个小帐篷。他蜷在里面,伸头看了我一眼,然后又缩回去了。
这就是我的室友,我们两个人,在这个旧房子里住了一个学期多。
我把东西放好,坐到床沿上,想到彭泽二中那个操场,想到棉船,想到父亲给我铺好行李然后走掉的那个下午。
我认真想了一会儿,要不要重新参加高考,再去考一次。
这个念头,我想了整整一晚上。第二天起来,还是没有答案,但也没有离开,于是就留下来了。
有时候人的命运,就是这样被"但也没有离开"推着走的。
二·燕子
深圳,某个夏天的早晨。江迟送小尘去学校,路过一片野地,草丛里有萤火虫——白天的萤火虫,他没见过,停下来看了几秒。后来他想,上一次看见萤火虫,是大一那年的夏天,在乡下的一个石阶上,燕子把他的手拉过去搭在她肩膀上。
大一那年暑假,学院组织了一次社会实践,去乡下一所中学给初中生补课,可以加学分。
我稀里糊涂报了名,坐上大巴,才发现同行的大多是学生干部、班长、文艺委员,个个说话自然、笑声响亮;只有我是寝室长,这个身份轻得像一张纸,风一吹就没了。
车在山路上拐弯,头顶行李架上有一只箱子滑落,砸到后座一个女孩的肩膀。她穿一条鲜艳的红色七分裤,短促叫了一声,捂着肩膀哭起来。我站起来把箱子归位,说:"要不你坐我这儿,那个位置不安全。"她没推辞,起身换了座位,也没说谢谢。我坐到她后面,隐约闻到一点体香,忽然觉得这趟路不像刚才那么无关紧要了。
〔插图:在车上——原图待补入〕
她叫莉莉,大二,应用数学班,比我大两岁,算是学姐。她后来成了那个夏天最重要的人,但那是后话。
先说燕子。
燕子是我同专业的学姐,头发有点黄,皮肤很白,被分到和我搭档,一起教初三(1)班。她话不多,但心细,带着一种凑近才能察觉的温柔。
那天晚上第一次抵达东升中学,没有路灯,我们沿着操场走向宿舍。莉莉走在我前面,突然停下来,说她要上厕所,一个人不敢去,让我陪。夜里的乡村太安静了,我陪着她绕过一片草地,一只青蛙从草边蹦出来,她大叫一声,抓住了我的胳膊。我没忍住笑了出来,说"这么胆小",她在我手上拍了一下,说"你还笑"。
那条夜路,我们手拉手走回来,快追上队伍时,她才放开。
〔插图:途中——原图待补入〕
第二天,燕子穿着白短裙过来找我说话,裙子上有一片血——她的生理期来了,她不知道,或者知道了也没有多余的衣服换。我第一眼看见,以为是鼻血,很认真地问:"你是不是流鼻血滴上去了?我高中经常流鼻血。"
她愣了一下,然后轻轻笑了,说:"傻瓜。"
我那时真的不懂女孩的生理期。我跑回宿舍拿了一件 T 恤,让她围在腰上遮住。她接过去,围好,我们看着彼此,都很尴尬,又都笑了一下。
那天晚上,她来还 T 恤,我们沿着宿舍外的小路慢慢走,她肚子疼,在石阶上坐下。她说让我陪她坐一会儿,我脱下鞋垫在她身下,光脚踩着石阶。萤火虫从草丛里飞起来,一明一灭。
她偶尔吸一口气,再呼出来,说肚子疼。过了一会儿,她把我的手拉过去,搭在她肩上:"晚上好冷,你抱我一会儿。"
我不敢动,只把手轻轻放在她肩上,心跳很重。
她问我《情非得已》学得怎样了,让我唱给她听。我清了清嗓子,轻轻唱了几句。她听完,说好听,还想听一遍。我说这是情歌,怪不好意思的。她没有勉强,换了个话题,问我高中有没有喜欢过谁。
我说算是有,但没说出口。
她说,那叫暗恋。
我说,我只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她。
她想了很久,忽然问我:"你以前在学校里有没有见过我?"
我说好像没有。
她说,"我也是宁宁那种类型哦,你都没注意到我吗?"
我说好像是有点像,不过脸不像,我还没好好看过你的脸。
她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,说:"好吧,我是猪八戒脸。"然后回去了。
我知道,我又说错话了。
那个暑假很短,十几天,结束了。离开那天最后一堂课,我在黑板上写满了《情非得已》的歌词,我们和学生一起唱,唱到直白的句子就把词改掉。孩子们排着队给我送贺卡,有个女孩揪着我的 T 恤说舍不得我走,我眼眶热了,把一半贺卡分给燕子,说这些是写你名字的,我不能要。燕子说,这些写的是你的名字,我不能要。
大巴把我放在彭泽车站,他们继续回南昌。
我回了棉船,他们各自回家。
大一的暑假,就这样完了。
三·莉莉
深圳,某个下午。小尘在轮椅上玩平板,屏幕上是什么动画,声音调得很小。江迟坐在旁边,看他,看一会儿,又望向别处。他忽然想起了大一结束那年夏天,莉莉在石阶上说:像你这样就不错。就是太小了。
莉莉是那个暑假支教里最难被忘记的人。
红裤子是她的。箱子砸中了她,她在车上换了座位,一路没有说谢谢,但后来主动来找我道谢,用矿泉水瓶盖敲了我的脑袋。
她大我两岁,学应用数学的,成绩好,思路清晰,和那种只会讲道理的聪明不同——她是真的聪明,跟她说话你会感到智识上的愉快,她能把一件复杂的事说得清楚,也能把一件简单的事说得有趣。
第一堂课,我站在教室门口不敢进去,是她在我背上推了一把,我才踉跄着走上讲台。讲到一半,有个学生站起来说,老师,你女朋友还在门口站着。全班笑成一团,我脸红得说不出话,莉莉在门口摆手,自己也笑。
那一个误会让我在这帮学生面前变成了真正的人,而不是需要仰望的老师。
每天晚上,她来找我坐在石阶上聊天,聊很久,聊到月亮藏进云里燕子叫她回去为止。她说我是个好的倾听者,我说你是个好的讲述者。她讲了很多她家里的事,讲她读应用数学的原因,讲她对大庆的烦恼——大庆是同行里最出风头的男生,追她追得紧,但她说那不是喜欢,是死缠烂打,她烦透了。
有一次吃饭,她用筷子夹走我碗里的一块豆腐,说:我来看看你喜欢吃什么。然后夹走了豆腐,说:我喜欢豆腐。燕子在旁边大声说:喂,江迟,你听见没有?她说她喜欢吃你的豆腐。桃子在一旁跟着起哄,莉莉脸红了,追着燕子要踢她,三个女孩笑作一团。阳光从食堂的屋檐下照进来,那种笑声轻,又锋利,像瓷碗在阳光下一碰就响。
那天晚上,她坐在石阶上,说了一句让我想了很久的话。
她问我英语四级过没有,我说没有。她说最好的年华用来学习,不要急着谈恋爱。又说她是颜值控,喜欢温柔的、帅一点的。
然后她看了我一眼——不知道是故意还是不经意——说:"像你这样就不错。"
我心里一下亮了,可脸上仍然是木讷的。
她顿了一下,又说:"就是太小了。"
我说:"哦。"
她后来站起来,拍了拍裤子上的灰,说:一点都不会说话。
然后她走了。
我一个人在石阶上坐了很久,夜色沉下来,鸣虫声很刺耳。我又想起了宁宁。那时候我有一个坏习惯,遇到任何一个让我心动的人,都会把她往宁宁那个方向去比较,比来比去,觉得还是宁宁更像宁宁。
这个习惯让我错过了很多次开口的机会。
多年以后,我才明白:那句"像你这样就不错,就是太小了",是一个女孩能在一个月光下的石阶上,在夜里,对一个男孩说出的,已经很近的话了。
但我回了一个"哦"。
四·大庆
深圳,某次公司聚餐。饭桌上有个同事会来事,会敬酒,会把气氛炒热,所有人都喜欢他。江迟坐在角落,喝了一杯,就看着他。那让他想起了大庆。
大庆这个人,我一直说不清楚该怎么评价他。
他是同行支教队伍里最自然、最轻松的那个人。篮球打得好,说话幽默,认识的人比所有人都多,到一个陌生地方半天就能认识一圈人,让所有人都记住他。他追莉莉,用了很多心思,请吃饭,送东西,莉莉越躲他越追。
但他并不坏。
最后一天,学校安排了一场篮球友谊赛,我们和学校的老师队打。大庆上场,以一人之力拿了大多数分,抢篮板、三分、背身单打,我们班上一班初中生在场边为我加油:"江老师,加油!"大庆对我的防守是放水的——他看出来我平时打球不多,特意给了我几次出手的机会。我那场投进了三个球,六分,全靠他。
支教结束后,回到学校,有人说看见燕子和大庆走在一起。
后来这件事被更多人证实了:大庆没有追上莉莉,转而和燕子好上了。
我听说的时候,愣了一下,然后觉得,这件事,大概是有它的道理的。莉莉和大庆不合适,而燕子和大庆,我没有想过,但听说了也不觉得意外。
只是燕子那晚在石阶上问我的那句话又浮出来——你以前在学校里有没有见过我?她说她是宁宁那种类型,说我没注意到她。
那时候我真的没注意到她。
是因为我眼里只有一个人的位置。
一个人眼里只有一个人的时候,他对其他所有人都是失明的。
五·篮球·英语·游戏
深圳,某个夜晚。江迟一个人坐在屋里,儿子睡了,女儿在房间里,妻子不知道在做什么。他打开电脑,看了一眼,又关掉了。他想起了大学那四年:能玩、没玩好;该学、没学够;一晃就过去了。
大学四年,说起来很多,但具体细节大多记不清了,只剩下几样东西留着。
一个是篮球。宿舍外面有一个篮球场,我每天下了课就去,不是因为多喜欢篮球,只是不知道干别的什么,打球能把时间打掉。我是有一定基础的,但在那个场地上算不上出色,也不是最差的,就这样打着,有人叫我就上,没人叫就在场边等着。打球是那四年里感觉最清醒的时候,落地、出汗、推着球往前,不需要想任何事情。
一个是英语四级。
大一没参加考试,大二的第一次也没过,离及格线还差几分。这件事很让我沮丧,因为我不认为自己英语差,在高中的时候考过138分全班第一,但大学里考四级就是卡在那里。后来在图书馆泡了几个月,每天背单词,背完了做题,做完了再背,反复,到大三才过了。
过的那一天,我去操场跑了一圈,那是一种积压已久的事终于解决了的如释重负。
还有一样是游戏,或者说,是我和游戏的一场持久的博弈。
宿舍楼附近有一家游戏厅,放着帝国时代、星际争霸之类的游戏。我去过,上过瘾,但我知道那是个吞钱的地方,进去之后时间就不见了,我进去了几次,然后在一个下午对自己说,不去了。
那个不去了,我做到了。
但游戏的时代在大二之后开始了。宿舍里有了电脑,同学们开始组队打红警、魔兽,然后2003年一款传奇类网游出现了,宿舍里有人彻夜不眠,早上课表上有课,床上的人在打游戏,那一年宿舍里的气味是泡面和汗的混合,外加显示器散热的热量。
我也在边上,看过,但没有沉进去。不是因为我多自律,是因为我算过,游戏要花的钱,我没有。
况且那一年是2003年,非典来了。
学校封闭管理,不许出去,食堂关门,宿舍发饭,全校的人困在各自的楼层里,消毒液的气味弥漫在走廊上。外面的消息每天都有,感染多少人,哪里又封了。我们坐在宿舍里,没有课上,什么都不确定,就那么等着。
那段时间我打了很多游戏。
有时候打到凌晨,有时候打到天亮,是帝国时代,一个人对电脑,反复地打,打到那个虚拟的国家强大到足以碾压一切,然后重来,再打,再碾压。
我不知道那算不算是一种发泄,或者只是那段时间没有别的事情可做。
非典结束,学校开放,我们重新走出去,街道还在,食堂还在,篮球场还在,太阳很大,天很蓝,像什么都没发生过。
但有些东西确实发生过,只是你说不清楚它改变了什么。
六·宿舍电话响了
深圳,某个下午,工作日。江迟手机响起来,是母亲,他按了接听。母亲说没什么事,只是来看看你怎么样。他突然想起了大三那年,宿舍的电话响了,是父亲打来的,声音很低,说:你爷爷,不在了。
宿舍那台小小的拨号电话,那四年里打进来的电话不多,大多数时候它就在那里,安静地放着。
大三的某天下午,课还没上完,我提前回了宿舍——那天有一门课我没去,原因是什么,忘了。我躺在床上,看天花板上的某一道裂纹,和彭泽二中操场那堵墙上的那道有点像,都是弯的,从左到右。
电话响了。
我从床上翻下来,接了,是父亲的声音。
他那天的声音很低,比平时低,低到我第一秒没认出来,问了一句,是谁?
他说是我。
然后他说:你爷爷,走了。昨天晚上。
电话那头安静了一下,然后他说:你不用回来,安葬的事我们来,你把书读好。
我没有说话。不是不想说,是忽然不知道要说什么,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格式的话才是对的。
他说了一声,没事的,先挂了。
我拿着电话听筒,又站了一会儿,才把它放回去。
爷爷死在睡觉的时候,是从床上摔下来的,第二天早晨被人发现。他是一个人住在老屋里的,那个房间,那张木头枕头,那一堆工具。他摔下来,没有人知道,就那么到了天亮。
他活了八十多岁,做过砖匠,见过日本兵,学过算盘,教过父亲,给我们做过木头手枪和大刀。他胸口和腰背上有伤,什么时候留下来的,他从来不说。
他死的时候,我在南昌,正看着天花板的那道裂纹,跟一门应该去上的课逃学。
这两件事没有关系,但它们在同一天发生了,所以我记得。
那一年,那口棺材用上了。
七·那口棺材用上了
深圳,清明。早上,江迟推着小尘出门,路过花店,停了一下,没有进去。他想起来,今天该给爷爷烧纸了,但爷爷埋在棉船,那里太远,今年又去不了。
爷爷去世的那年是2003年,我没有回去,父亲嘱咐我的:把书读好。
爷爷年轻时学过砖匠,给人盖房子,一辈子。他活到了八十多岁,身体还算硬朗,死前没有大病,走得突然,这在乡下算是好事,没有受苦。
那口棺材,是他自己年轻时选好的木材,早就备在那里了,放了很多年,刷过漆,颜色深沉,是那一带的习俗,叫做"寿材",预备着,放着,等用的那一天。
我大约还记得那口棺材的样子,漆得很厚,有一种沉实的光泽。小时候我去爷爷屋里,有时候会看见它在角落里放着,没有觉得害怕,只是知道那是爷爷的东西,就像他的砖刀和墨斗一样,是他那个世界里的一部分。
后来用上了,就用上了。
父亲操办了后事,安葬在村里的地上。我没有去,也没有看见。
父亲在电话里说,安葬很顺利,你不要担心。
我说,哦。
然后又是两个人都不知道该说什么的沉默。
父子之间的电话大多是这样的。有话,但话说出来就是这个样子,短,干,像一封没写完的信。
我在南昌,爷爷在棉船的地下,中间隔着长江,隔着很多我没有见到的事情。
这是第一次,家里有人走了,我不在场。
后来还有更多次。但那是第一次,你总是会记得第一次。
八·最后一次见莉莉
深圳,某个傍晚。小尘坐在轮椅上,江迟推着他走。小尘问:爸爸,你大学有没有朋友?江迟想了一下,说:有,有几个,后来散了。小尘没有再问。
大四,图书馆。
大四的生活和前三年的节奏不一样,课少,自由时间多,但这种自由叫人不安,因为毕业在前面,前面是什么,没有人说得清楚。
我开始学编程。一个人坐在图书馆,翻计算机的书,手边有本子,把看不懂的地方抄下来,再去查,再抄。那段时间我大概是大学四年里最认真的时候,不是因为有考试,只是坐在那里,感到一种隐约的焦虑,逼着自己做点什么。
也是那段时间,我第一次去了广州,然后去了深圳。
是大四快结束的时候,和几个同学凑在一起,说去南方看看,买了最便宜的火车票,坐了将近一天,到了广州。广州的街道上有棕榈树,街边的小店招牌是粤语的,从来没见过那么宽的马路。我那时候听着街上的粤语,忽然想起了宁宁——她唱陈百强的歌,切换方言来回自如,那时候我觉得粤语是她独有的一样东西,现在站在广州的街道上,听见那种声音从每个路人嘴里出来,才知道那是一个地方说话的方式,不只是她的。
深圳就在广州旁边,我们去了罗湖,走过了口岸旁边的街道,看了看那排高楼。
那是我第一次看见深圳。
不知道那时候我会在这里待下来。
大四快结束的时候,我最后一次见到了莉莉。
那天在图书馆里,我远远看见她,她和一个高个子戴眼镜的男生站在书架旁边,说着什么,那男生低头看着她,很专注。她没有注意到我,或者注意到了但没有打招呼,我也没有走过去。
我从另一条路绕开,出了图书馆。
那是最后一次了。
也是在那年,我最后一次见到了燕子。她和大庆走在操场边上,她拿着一个本子,大庆在旁边说着什么,她认真地听着,偶尔点头。两个人走路的样子,已经是很熟悉的那种——肩膀会不小心碰到,也不避开。
我走的方向和他们反着,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,直到他们的背影消失在一个拐角。
大学就这样结束了。
2004年夏天,我背着包,买了一张绿皮火车的票,南下广州。
那四年,我没有谈成一场恋爱,没有考上任何研究生,没有拿过任何奖学金。我学会了打篮球,考过了英语四级,学了一点编程,看了很多我连书名都想不起来的书,打过一段时间游戏,送走了爷爷,最后一次看见了莉莉和燕子的背影。郁闷,不如说是糊涂。那时候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,只知道有些东西很好,但够不到;有些事该做,但总是拖延;有些人值得开口,但张嘴的那一下,永远等不来。四年,就这么过去了。